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
服务热线:+86(028)86123311

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本所新闻 >  正文

要素交易市场——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2018-01-26 15:58:18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素交易市场发展,在我省要素交易机构中,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西南联交所)作为全国唯一一家跨区域的综合性产权交易机构,地位十分重要。最近几年,西南联交所发展迅速,交易规模持续增长、行业影响力持续扩大,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要素交易市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和功能?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西南联交所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平进行了专访。景平认为,包括产权交易机构在内的要素交易市场正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在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资源配置改革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南联交所 打造要素交易“四川模式”
        “西南联交所作为综合性产权交易机构,历年来在推进国企混改、退出僵尸企业以及去产能等方面做了系列工作。”景平告诉笔者,西南联交所在推进国企混改方面发挥了两个作用:一是国企混改的实现平台。“我们搭建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信息发布和交易平台’,以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寻求合作伙伴新设公司等多种方式为国有企业寻求战略投资人或财务投资人。”2015年至2017年底,西南联交所组织的国资交易项目中,共有3666家民营和境外投资者成功投资,涉及近300家国有企业,其中混改项目176宗,引入民营资本182.06亿元,有81家企业在交易完成后实现了非公有资本控股。
        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财产的市场化监管平台。即充分发挥西南联交所市场化交易监管功能,对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财产流转通过进场公开交易,既简化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资产流转程序,国资监管部门又达到了监管的目的。
       在退出僵尸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方面,西南联交所配合省工商局等单位对僵尸企业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西南联交所处置各类国企废旧物资、闲置设施设备和其他低效资产规模超过80亿元。而在去产能方面,则重点关注煤炭行业,配合省化解办完成了两轮煤炭去产能指标交易,去除煤炭产能1638万吨,为249家煤矿企业筹集转型资金23.58亿元,创造了煤炭去产能的“四川模式”。
       此外,在加快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历史背景下,景平认为,西南联交所作为川藏地区综合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其本身就是西部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要素,理应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基础性支撑作用。产权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是“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而这恰是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开展各类金融服务的基础资产,交易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个并购的过程,本身就需要金融服务,产权交易所开展交易的过程也是“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类基础资产”客户、信息集聚的过程,交易量越大,客户、信息、资金集聚的数量也越大,各类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将其部分服务产品与交易所“嫁接”。“目前,我们与部分金融机构尝试开展了个人按揭贷款服务实践,效果较好,去年我们为客户融资69笔、融资额超过1亿元;同时,我们正在构建“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交易互联网平台“第四产权”,目的是利用互联网手段,突破产权交易的地域性限制,集聚更多的客户和项目信息,力争依托第四产权、立足川藏、辐射全国,使成都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交易大数据中心”,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项目和客户层面的基础性支撑。”
       其次,是化解风险作用。防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三大任务之一,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更要注重金融风险防控和化解体系建设。西南联交所作为公开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发现投资人、发现价格”的作用,大力推进不良资产、诉讼资产、破产清算财产处置,目前交易规模突破100亿元,解决了省内外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
 
产权交易迎发展机 我省抢占先机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于近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对此,景平认为这表明:完善产权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市场体系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化已经成为资源、要素配置改革不可逆转的趋势。
       “产权交易的对象是“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类要素,产权清晰是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都与产权交易机构密切相关,这对产权交易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一方面产权交易机构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是最大的政策红利;但另一方面产权交易机构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客观上要求配置要素的“主体”,即产权交易机构本身要高度市场化、且有效,否则,就起不到“市场”应有的作用。”景平说。
       在此前提下,目前全国多个省市都在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尤其是广东、重庆、湖北、北京等地尤为突出。其基本做法是,推进交易机构集团化发展,将各类要素交易机构进行整合组建交易所集团,比如广东等地;其次,支持扩大交易规模,政府采取“赶羊入圈”的方式将能够掌控、影响的资源部分或全部纳入交易机构公开交易,迅速做大规模并吸引其他资源进场交易,比如重庆将公共资源全部纳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广东将药品采购纳入广东交易所集团等。
       “各大省市之所以如此重视要素市场建设,其原因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促进要素有序流转、理顺要素价格,已经成为当前政府转变职能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景平表示,以产权交易为核心的要素交易市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重要的“基础设施”,谁能拥有和掌控一个有效的要素交易市场,谁就可能抓住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对要素交易市场之争已成为各地抢抓经济发展的焦点之一。
       而我省历来高度重视要素交易市场建设,谋划早、起点高,很早就提出要建立全省统一、集中、规模化的产权交易市场,并积极推动区域性市场建设。“西南联交所是全国目前唯一一家跨区域的产权交易机构就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的结果。”景平指出,在省金融工作局的领导下,我省要素交易场所总体运行较为规范,但要素交易市场还存在交易场所实力弱、规模小,市场分散、行业与金融结合不够等诸多突出问题。我省是资源大省,要素潜力和资源综合配置优势明显,加之要素交易市场基础较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立足成都建设西部乃至全国要素交易市场中心,这对于破除妨碍我省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快速升级,推动我省经济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权交易机构 向“四化”方向转型
       为此,西南联交所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就开始研究和准备,并提出了由单纯的中介服务机构向综合性交易服务平台转型的战略方向,具体标准为“四化”,即交易模式电商化、业务开展平台化、服务内容综合化、服务方式投行化。经过几年努力,“四化”平台雏型基本形成。
       此外,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要求。景平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还是科学技术。“没有科技支撑和推动,调结构、转方式就难以取得突破。我国已是科技成果大国,但转化和应用还很不够,而交易是实现转化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为此,为贯彻落实中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军民融合战略,西南联交所运用全新的理念、采用全新的模式,构建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军民融合交易综合服务平台“第一生产力”,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链条中的各方重新划分为智本方、知产方、资金方、承载方等,并按照“技术经纪人”的思路将各方进行串联整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经过近半年的实践,效果较为显著。”景平说。
       同时,要素交易市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重要的“基础设施”,要发挥“基础设施”作用的关键,景平认为在于交易规模。交易规模越大,项目、客户信息集聚的量也越大,对资金、资本的吸附能力也就越强,市场也就越有效,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市场分散、交易规模小没有意义。“要素交易市场发展除机构自身努力外,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建议一是要将要素交易市场建设真正提高到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的高度来抓;二是省市要形成合力,厘清边界、避免市场分割;三是要将可交易资源尽可能地引入相关交易机构公开交易。”
       在面临着机遇和转型之即,景平认为,产权交易机构的发展与政策、技术、市场等三方面因素有关,尤其是技术变迁和市场需求变化对交易所带来较大冲击。近几年,西南联交所虽然交易规模持续增长、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发展较为迅速,但总体上还是政策依赖性中介服务机构,客观上也面临着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为此,发展质量上要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由单纯的交易商向资产管理综合服务商转变;发展效率上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作业方式、突破区域限制,交易方式由人工向电商化转变;发展动力上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由政策驱动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既定的方向,争取早日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真正有效的“非标准化资产和权益”要素配置市场。”
                 
        延伸阅读——
        产权交易机构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
       产权交易机构的诞生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其在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作用也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不同阶段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是定价和交易功能。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着手,经历了两步利改税、落实厂长(经理)负责制、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一系列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过程,其目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阶段,改革基本不涉及企业产权的流动,因此对产权交易基本没有需求。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逐渐将产权制度作为改革的核心,这个变化的实质是从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上升到了对企业本身层面的改革,在这个时期,国家根据战略需要、企业根据发展需要而进行一些资本、资产结构上的调整和优化,需要退出一些领域或卖掉部分资产,但由于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国有资产在处置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如何定价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从技术层面讲,资产定价和交易有多种可选择的模式和方法,理论上这些模式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国有资产。但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有很强的社会敏感性,当技术层面的定价与实际交易的结果出现较大差距时,尽管这种差距可能是购买者通过再投入或加强管理获取的,但社会仍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映,甚至质疑国有资产有流失之嫌。这种反映或质疑的本质不是针对定价技术本身,而是交易,因为定价即使科学合理,但由于社会公众没有获得同等购买的机会,因此难免遭到公众质疑。因此,作为情况较为特殊的国有资产在转让时,科学定价与公开交易成为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由于公开交易的需要,产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1986年武汉、四川乐山率先设立了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设立后,随着交易规则和模式的不断创新,人们发现,只要实现了公开交易,定价与交易两个关键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一定的时期,资产的真实价值就是公开市场上购买者愿意付出的最高价格,因为影响资产价格除了技术层面对资产价值的判断外,还有不同的购买者由于经验与认识程度的不同带来的对特定资产的价值判断差异,因此只要真正实现了“公开”交易,最终的交易价格就是资产的市场价格,这种公开披露信息、公开透明的转让方式也更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定价和交易功能是产权交易机构最基本的功能,正因为这个功能,国有资产通过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转让才成为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过程中特有的制度性安排。
       二是监督功能。2002年中纪委提出了建立四项权益性交易市场化制度的要求,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下,国有产权转让逐步形成了“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制定规则、国有企业委托、产权交易机构组织交易、多部门联合监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产权交易机构必须制订覆盖所有环节、行为的公开交易细则,并按国资流转各种规定对具体交易项目进行审核,程序不对、手续不全的项目不予挂牌,在交易执行过程中对转受双方的行为进行监督等,同时交易所的交易组织行为又通过监测系统接受各级国资监管部门的全程监督。这种模式既实现了游戏规则制定人、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的有效分离,又赋予了受托人(交易机构)审核监督义务,更符合现代交易理论和更接近市场化,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防治国资交易腐败行为的发生,实践效果非常显著,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是监管功能。中央提出,“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转变。这个“转变”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国资监管机构要将国有企业本身视为“产品”,注重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从而做大国有资本。一个企业股权的价值除与生产经营状况有关外,还与其法人财产运营情况有关,法人财产运营往往与产权变动相关,但在“管资本为主”的要求下,尤其是混合所有制下,国资监管机构不能象过去对待国有独资公司那样对其法人财产的运营进行监管,必须简政放权或授权经营,即既不能行政式的一管到底,又不能不管,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市场按照规则监管,各级各类国资在流转时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由“公开市场交易”代行行政监管。最近几年,国务院国资委要求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由过去的单一流转环节向国有资产形成、运营和流转所有环节全覆盖,最近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2016第32号令)所体现出的全链条、穿透式交易监管精神,正是对充分发挥产权交易机构对国资市场化监管功能的体现。
       产权交易机构作为产权交易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具有一般“交易市场”具有的其他功能,国有资产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已经成为我国国资国企改革实践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制度性安排,功能作用强大,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正式颁布,其第五十四条明确指出“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由此国有资产进入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成为一个法定事项。


友情链接